這些，他們正說著的

文／周幃羿

周幃羿於2010年世界人權日系列活動文獻史料座談會中擔任口述紀錄。（攝影／蔡宏明）

網編按：作者周幃羿，1984年出生於屏東，清大社會所碩士。曾多次參與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及綠島人權文化園區活動，在2010世界人權日系列活動的「文獻史料座談會」中，擔任口述紀錄，並採訪多位政治受難者。本文試圖倒映出在這議題間遊走時遇上的悲傷、疑惑與憤怒的混沌心情。

我們，同案。
10月2號，我站在門口玄關的接待處，忙碌地招呼前來參與文物捐贈與座談會的受難者老前輩們。玄關相當擁擠，通常老先生們才剛進門，還來不及向工作人員報上名字，馬上就被其他受難者熱情地迎接，大聲地寒暄起來。他們會拍拍彼此，數著多久沒見，然後在完成報到程序後，兩三位老人家們緩緩走回位子上繼續聊著。所以會場總是這樣吵雜。老人家們到處打招呼，或者笑盈盈地拿出他們的老照片、判決書，把一整疊的青春與困頓交到我們手上，再轉身回位子去，等待著稍後要發言表述自己的生命。
台北場舉行的那天，出了大太陽，陽光照在景美人權園區裡面顯得溫暖而有力量。老人家們都熱切地談論著自己的案情，以及時至今日後，他們秉持著不斷信仰的信念是什麼。
正午時分，擔任場記的我為了確認細節，見到了正要從門口離去的受難者葉老先生，他正駐足著四處張望著，找尋著要往哪兒轉彎找到出口。我上前攔住他，短暫自我介紹後，匆促開口：「老先生，請問您剛剛說您的案情牽連的人是哪幾位？我可以跟您確認他們正確的名字和關係嗎？」第一次見面，我就這麼沒有禮貌地，第一句話就直搗他生命最痛的經歷：政治獄。
老先生轉過身，直直地看著我，早秋灼熾的豔陽曬進他的眼睛裡，把褐色的瞳孔照成了深茶色。原住民血統的輪廓讓他的眼睛更顯深邃，眉骨微凸，眉毛下的直直投射而來的眼神相當銳利，一時之間，我突然抓不住他眼神裡傳達的所有訊息。
「那時候，所有跟林瑞昌接觸的人，都被抓了。」從林瑞昌的姪子林昭明開始，葉老先生他緩緩數著那幾十年前的同學名字。他說，他們在短短幾天之內被逮捕，接著被刑求、判決、囚禁、出獄、被監控……。在被捕之後，不論熟悉與否，這些名字的生命擁有者被一個相近的故事、同樣的組織名稱所串起，因此，突然有了類似的命運。
生命逐漸消逝了青春，變得喑啞。
在場所有受難者，都有這樣使人多麼不甘願的緣份。
太陽曬得葉老先生微微著冒汗，他用力又帶著斷續的停頓說：「我來到景美，每次都好激動，剛剛到牢房去，我激動到幾乎要跌下去了，身體都軟了……」然後他盯著我，深茶色的眼睛開始閃動眼淚，因為努力於自持情緒而無法再開口講話，我們讓對話就這樣結束。
轉身回到會場裡面，前輩們還在互相交談著，會場嘩嘩然。葉老先生的故事並不算獨特，這樣的故事在會場中不斷被講述。所謂的「同案」大多都是羅織故事下的角色，虛幻的社會關係，成為了實在的「同志」。
有的是不明不白，但也有些老人家「承認」了：「其實，我不算被『冤枉』。」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們放低音量，帶著意義難辨的微笑。
就算不是莫須有的又怎麼樣呢？若非為了自我的想法而去花費青春，究竟還有何人能夠有權帶走其他人的歲月？又有誰能夠決定要他們為自己的理想獻祭時光甚至於生命，以及，誰能夠逼迫他們的至親因為這些突然而流下眼淚？


那是如何的等待？

受難者柯旗化的遺孀柯蔡阿李在高雄的座談會中，回憶當年與婆婆到火燒島要接刑期屆滿的柯旗化回家，卻被拒絕。原來柯旗化並沒被釋放，而延訓三年。（攝影／蔡宏明）

我清楚記得，十月中在高雄舉行座談會時，會場是一樣的鬧哄哄，而柯旗化老師的遺孀柯蔡阿李老太太走上台的時候，大家都靜下來。柯老太太給我們說了一個故事又一個故事，夜裡的、雨裡面的故事。她說，他在家裡客廳、二樓的出版社都放了柯老師的照片，天天都對著照片說話，彷彿他在身邊。真的要見他的話，要在夜裡搭車在山路裡繞好久，長途跋涉才能到達。有一次的會面，柯老太太見不到人，「我們就被趕出去那個走廊的地方。那一日在那邊傻傻的，就站著，突然下了西北雨，很大，大家都說下雨了，就躲到走廊，我是太過悲傷了，就傻去了，手拿著一隻雨傘，也不會說去打開撐雨傘，沒想到要跑，就呆呆站著。」柯老太太不斷地說著，台下依然沉靜，「…說讓我們見一面，不可以講話喔，就把我帶到旁邊去，那時候剛好毛毛雨而已，就把柯旗化老師帶出來。離開了五十公尺，不可以講話，只有舉手這樣，他不敢講話啊，當然不敢講話，我只有說保重喔，保重喔，這樣而已。五十公尺啊，濛濛的雨…」老太太說著，我一邊含著眼淚，一邊想像著當時他在雨裡的酸楚。
那是如何的等待呢？
我從未在清晨到過景美人權園區，也從未在夜裡停留。我無法知曉景美看守所的清晨是什麼樣清冷的曦光，也沒體驗到夜晚的陰涼。但我時常會想像數百名受難者在裡頭如何惦記家裡大小事情，然後起床以後，又被終日的外役勞動剝削了全部的體力和思考的體能。有些受難者講起柯老師在泰源監獄時期的生活態度，和他在合照中給人的沉穩的形象相去不遠，說大家如何敬重柯老師，如何在結盟之中維護這位長輩，然後受難者們會接著講起牢獄內「紅白」勢力之間的鬥爭、在牢裡瞞天過海互通訊息的神奇辦法。談起這些，老前輩們口沫橫飛，但談起情感，又顯得不知從何起頭。這樣住在心底的情緒，只有園區的展覽讓我一窺端倪。
總有暴虐無法壓毀的溫情，景美展場裡提到「鞋子和帽子」的故事，那是在政府的壓迫之下，依然無法切斷的承諾，是一段相差五十年的婚約。還有林永生前輩當時的女友高小姐真切的情誼，即使是牢獄、家庭的阻撓也無法分別兩人，高阿姨回憶，當年每次去看守所會面，只能隔著玻璃，拿著電話筒對望相見十分鐘；若是被禁見而不得會面，也只能一路哭泣著回去。也有母親膝下一對兒子皆在獄中，受限於規定，一週只能選一位孩子會面十分鐘。一週十分鐘、兩週十分鐘、好一陣子一次的十分鐘……那是情感得以輸出的頻率，只能是那麼稀薄的准許。
園區展示的家書更是把我直接帶回到展信的當下，當我細讀那些文字，每一個筆劃的彎曲，都好像一天日子的濃縮，轉彎、拉直、停頓……將相思與擔憂逐筆勾進字裡頭，然後封緘、遠遠地寄出。在這樣的都會裡，這樣一個監禁的地方，受難者們與親屬們的牽掛曾經這樣串起細密的網，來來、回回，於台北的夜空。

這樣子，沒問題嗎？
那些被展出的相片、家書、判決書等等，都是受難者或者親屬所提供的。大多時候，來參加座談會和文物捐贈的與會者都相當大方，把用一頁頁薄紙細細分類好的文件帶來，然後輕聲或者澎湃地，說著當年往事作為文件的展示說明。但有天有個例外。

受難者何明禮的女兒何江英，找出父親生前的資料，敘述冤屈，卻擔心珍藏的文件曝光後，以後會不會有問題。（攝影／蔡宏明）

一位阿姨走過來，先拿出一些她父親的照片和一些文字檔案，說明完這些東西的年份與故事以後，我們正要接下，她突然阻止我們，問：「這交給你們，會不會有問題？」她不安的說著：「你們會用在哪邊？這個東西給你們放出來，我們會不會被找麻煩？」問我們這些東西被展出來會不會被引起什麼樣的注意或者紀錄。工作人員們紛紛向她解釋文物的用途，保證不會出問題。我們認為現狀樂觀，但受難者家屬站在不同的認識論上，他們對現狀抱持不安，維持保守，擔憂著可能又會有什麼東西要重來一次。
再重來，突然深夜闖進的大批人馬，隨便地穿鞋踩上榻榻米，帶走至親和家產（註1）。再重來，因為爸爸是政治犯，不斷被班上同學嘲笑而一再轉學的日子（註2）。再重來，大概要一週才能見到親人十分鐘。再重來，因為保密局總守在門口，媽媽只讓孩子從後門出入，孩子長大了，卻混淆了家中前後門的位置，再重回已找不到自己家門（註3）…受難者的家屬們，有萬千個的不願意再重來的故事，只怕那唯一一個將會重來的理由重現。

聽受難者說故事
口述故事與靜態的文字和照片不一樣，多了人聲帶著情緒的起伏，帶著表情面對面的談話，那更具有情感傳遞的能量。景美人權園區策展單位一共舉辦了三場座談會，並將過程錄影剪接，呈現在展場的一隅。全程參與座談會的我感受深刻，那樣一張一張已老去的面孔帶著他們年輕時候的照片，敘述照片中那個年齡的他，曾經怎樣受苦，或者曾經怎麼樣還未知未來的苦難而歡笑著生活。或者在相片裡面的那個家庭如何經歷了美滿與破碎，或者重組。從此以後，看著展場的說明，我彷彿聽見故事主角正在輕輕對我開口說著故事一樣，說一個他們很痛的故事，用盡力氣回想起那些痛，平抑情緒以說出口讓我們瞭解，就像葉榮光老先生那樣，很用力的活著，很用力的對我們說著故事。
靜靜的展場裡，那些照片裡的故事透過文字敘述滲透出喃喃的語言，訴說著千百個故事。仔細聽，展場裡頭正眾聲喧嘩。

註1：受難者家屬劉榮凱先生口述之內容。
註2：受難者家屬黃立樞先生口述之內容。
註3：受難者家屬張小敏小姐口述之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