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何將政治犯名單送出去

文／蔡財源

蔡財源應邀出席2010年世界人權日開幕活動於展場中留影。（攝影／蔡宏明）

網編按：作者蔡財源為政治受難者，1962年因「台灣獨立聯盟」案判刑12年，於監禁景美看守所期間因洩漏政治犯名單，再被判感訓3年。

1962年我與施明德、陳三興等以企圖「台灣獨立」的叛亂行為判了12年。1970年彭明敏教授逃亡至瑞典，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當年，號稱東南亞新聞協會198位成員訪問蔣介石，台灣有沒有「政治犯」，蔣說：「沒有」；又問是否有人主張「台灣獨立」？蔣又答：「沒有」，如果有的話，只有海外「一小撮」人而已。

景美看守所（現在的人權文化園區），聳高的圍牆，雖然禁錮了我們的身軀，但卻抑壓不住我們一顆向外飛揚的心。依當時，我們這些人皆被蔣政權秘密審判，國際間毫無所悉。為戳破蔣政權的謊言，以及配合彭教授在海外的有據控訴。我默默決定做一件冒險，但卻有意義的事，即蒐集政治犯的名單以及蔣政權殘踏人權的事蹟公諸於世。

1970年10月間我把較簡陋的資料（無起訴、判決條文、無住址），懇託李慶斌兄（蘇東啟案，已往生，當時擔任工程隊員可進出景美所）傳遞。當時慶斌兄有所顧忌，但夠義氣沒出賣我，他把資料用塑膠袋包好，埋藏於景美園區圍牆下。當我祈請他把資料挖還給我時，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把資料重新整理並把每個人起訴、判決、住址等，花費將近三個月的時間，每天晚上，當難友們皆沉入夢鄉的時候，我就爬起來埋首於昏暗的燈光下，整理白天從四面八方不同管道（醫務室、辦公室、洗衣工廠、縫紉工廠、工藝室…等）以強記、抄寫等方式彙集了400多位受難者名單，於1971年春節親自冒險偷運輾轉至海外。當時除了歐美、日本等相繼報導外，2月16日香港出版的《新聞天地》（社長卜少夫）也報導了此消息。

蔡財源熱心參與人權教育工作，2010年10月9日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為參觀者導覽。（攝影／蔡宏明）

1971年4月5日我從景美園區縫紉工廠被帶往警衛室，二話不說腳鐐手銬，單獨睡二個房間（對面房清除，怕與我通話），接著送往博愛路警總保安處地下室偵訊。5月30日再度至保安處。這一天是我一生難忘的日子，在秘室裡，三個人輪流用塑膠棍打得我死去活來，腰椎嚴重受損（到現在還痠疼），用木棍擠夾雙腳，用原子筆夾手指頭，用針插指甲縫，並坐上電椅，以穿過心臟交叉式的使電；在刑電中幾度昏厥，心臟幾乎休克，身心嚴重受創，更可惡的是一位竟說把我的「老二」掏出來電電看，在昏沌迷糊中隱約聽到有人說「不要」。

經過殘酷毒打、電刑、折磨後，他們無法從我口中得知誰幫忙、協助、掩護的人。31日恰逢軍法處檢察官奉命至保安處追蹤我的案件，當時看了我渾身是傷而且不能坐，只能趴著，甚是驚訝，也許是良心，抑或是惻隱之心使然，他給了筆與紙，叫我別理會保安處的筆錄；他要的是我還有二年多的刑期就屆滿出獄了，為何甘冒生命危險把禁錮中的政治犯名單傳送至國外，造成政府的困擾以及威望受創。到底動機何在？

我趴在地板上，痛苦地寫下這一段：
……由於失去自由的時候，我尚是學生，沒有家累，但我發現相處的難友中，絕大部分都有家庭的人。他們一旦失去自由，家庭頓失經濟支柱，很多家庭不是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就是有的子女無法見容於學校、社會；更有的太太為了養育子女，本身無謀生能力，以她們女人的原始本能去賺取心酸錢。這些妻子，兒女竟因家庭主人莫名其妙的罪名繫獄，突失依恃的同時，成了一群無依無靠，無辜的受害者。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政府不照顧，親友不敢接觸，社會善心人士更沒人敢伸出援手，……站在個人人道上，既然這些被政府、親友、社會遺棄的一群，無人關懷照顧，我唯有請求海外鄉親給予她們溫馨、接濟……這是我的動機。

為了這件事，我又被裁定感化三年。

從4月5日到10月間（中秋節前一晚），除了二次到保安處有解開腳鐐手銬外，其於皆銬住。他們不管你洗澡如何洗，衣服如何換洗，唯有用餐時，短暫解開右手，用餐完畢馬上又銬上。

我之敘述這些是想讓人了解這段事實經過。也許這將成為不足取的歷史故事，但歷史應呈現真實的，既使有些人基於徇私的企圖心，捏造不同觀點的歷史觀。但總不能脫離真相，也就是真相不能被扭曲。

1971年中秋佳節，那些無血無目屎的警總竟然也由於我那篇動機自白論，拿了慰問金、月餅、文旦至較困苦的家庭慰問，而且海外鄉親們也紛紛透過管道寄錢關懷受難家屬，唯獨我，被難友們稱譽為「Samurai」（編按，日語「武士」）的人，因故意寫錯自己家的住址，使得海外鄉親唯一沒關懷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