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9日

我是你最大的恐懼

景美看守所的6939個夜晚

文/蕭伶伃

蕭伶伃於2010年世界人權日開幕活動中擔任助理主持人。(蕭伶伃提供)
網編按:作者蕭伶伃,1983年射手座女生,生長於台北市。清大社會所碩士,領域為政治/歷史社會學,主要研究台灣白色恐怖與國家暴力,於2010世界人權日開幕活動中擔任助理主持人。平日喜歡窩在咖啡廳當書蟲,上網當鄉民,將於2011年夏天前往英國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


如果想要探究我們被埋葬的過去,那麼,我們得以挖掘的方式進行。      
--W. Benjamin

場景1:重回現場
2008年10月,秋老虎囂張地邁步橫越台北街頭。烈日當頭,我汗流浹背的在新店街道快步,尋找前往秀朗橋下,那座隱身於老渡船口的「秘密」:景美看守所。
按圖索驥般,在秀朗橋旁的街道上連續迷路長達半小時後,我終於踏入如今名為「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景美看守所(以下簡稱「園區」)。那天,園區正舉辦從事藝術工作的政治受難者研討會。現場,我遇見於1950年遭受政治迫害的畫家歐陽文與 1970年4月24日於紐約街頭參與刺殺蔣經國的留學生鄭自才。掐指一算,他們的反抗一前一後整整橫越20年。如今,卻以白髮蒼蒼的紳士姿態並肩列席於貴賓席間。我拿著手冊搧風,望著眼前的老硬漢們,起了個念頭:是什麼樣的力量,讓「反抗的意志」從中國到台灣再一路蔓延到海外,一代代地接棒傳承,毫不倦怠?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入口(攝影/蕭伶伃)
如欲仔細描繪出這趟「政治選擇」旅程的紛雜姿態,一篇學術論文的篇幅亦可能稍嫌不足。然而,在這兩位民主硬漢分別起身抵抗的30年間;綠島,一個我們再也熟悉不過的名字,並不是台灣囚禁政治犯的唯一所在。沿著東岸風光,鐵路一路往南,在與海岸小有一段距離的台東東河鄉北源村,座落著銜接新生訓導處與綠洲山莊的泰源監獄。爾後,比綠島的新生訓導處的成立晚個15年,有那麼一個空間,於統治中心的台北城中承載著如同綠島與泰源監獄般秘密、壓迫的故事。那便是我與這兩位老藝術家的相遇現場:景美看守所。步出會場,站在園區的空蕩入口處,凝視橋墩下的幽暗,我想著身後這巨大的老監獄,究竟目睹了什麼樣的歷史場景。

場景2:秀朗津渡與秀朗橋
自1892年起,沿著新店溪靠近尖山一帶,有渡船於每日往返景美、碧潭等地。秀朗津渡便是港口於日治時代的名字。在雞鳴時刻上工,日落回家時刻,渡口雜踏聲不絕於耳。稻米、甘蔗、菜頭等日常生活與經濟用品皆從此渡口運輸到艋舺買賣,維持當時被畫為台北州文山郡深坑庄的景美(景尾)一帶住民的經濟收入。
可惜,遠在太平洋之外的戰爭來得很快,自1944年10月12日起,隸屬大日本帝國下的台灣,開始全面性承受盟軍的轟炸。總督府所在的台北州,更是戰火的直接目標。
1945年8月6日起,大日本帝國內地的廣島、長崎陸續於三天內遭到盟軍原子彈攻擊。終於,同月15日,玉音放送傳遍了日本帝國與其殖民地的大街小巷。秀朗津渡一帶的台灣住民還是一樣為了生活踏實的過著,統治者換成自己人了,米的價格是不是可以更好一點,似乎比自己是不是中國人還來得踏實一些。
1947年,「二二八」的大火從台北的街巷一路竄燒至島嶼南端。年僅23歲的歐陽文,親眼目睹繪畫老師陳澄波因此事件談判未果,於嘉義火車站前槍斃示眾,曝屍街頭的畫面。歐陽文憤而於日後起身抵抗。4年時光荏苒,歐陽文終究於1950年便從繪畫學生成為整體台灣社會最大的禁忌:政治犯。
曾勝賢擔任軍法官時,因為洩漏了政治犯審判的相關資料,成為階下囚。(攝影/曹欽榮)
然而,歐陽文的囚禁步伐因為時序的落差未曾踏進景美看守所。他待過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綠島新生訓導處。似乎,1950年代景美一帶穩定的生活步調尚未被「國家的恐懼」所籠罩。十足諷刺的,在國民黨政權大肆逮捕他們所畏懼的社會主義份子的同時,秀朗津渡的命運自1951年起有了決定性的改變:為了「反攻大陸」,國民黨開始了秀朗橋的興建工程。然而,蔣介石的政治企圖並未因橋的搭建而成功,依舊朝著「絕望」的方向挺進。
曾參與秀朗橋初次興建工程的地方耆老陳蘭友說,當時秀朗津渡口旁的營房是日本軍於殖民時期留下來的。1957年,國民黨政府正式將軍法學校設置於此營房區。曾是軍法學校學生的曾勝賢回憶起於1964年起4年的求學生活,笑言:「師生間相處很愉快,教官會領著我們打球、操練;苦是苦,但我卻從不覺得辛苦。」圍牆外的市民生活仍維持著自日治時代便存在的生活節奏;住民們並未察覺,國民黨政府正靜悄悄地盤算著將「國家的恐懼」移轉至到這座維繫地方生活命脈的橋墩旁。

場景3:城市的秘密,國家的禁忌
1967年,軍法學校併入政工幹校,自此遷出營房;留下了操場與提供學習的房舍。尚未接受審判的政治犯拖著腳鍊手銬入駐,一磚一瓦神秘的蓋起灰色調兩層式建築。1968年,國民政府給建築物起了個與外表毫不相稱的名字「仁愛樓」。如果你人在園區內,請逕自往內前進、張望,在一個圓形噴水池之後,你勢必將瞧見那鮮紅色帶點諷刺意味的名字。「蓋牢房關自己」是綠島新生訓導處與景美看守所初期受難者們共有的「自囚」經歷。
受難者回到當年的受難地,接受採訪。(攝影/蕭伶伃)
同年,國民黨開始將軍法處看守所自青島東路三號遷移至此。軍法處原本即是容納已受過審訊、刑求,卻尚未裁定判決的受難者。因此,在仁愛樓外,也就是今天園區入口處往右邊的方向,隔著幾間法庭,專門進行政治叛亂案件等軍法審判。上段與我們笑談求學生活的曾桑於畢業後,適逢學校搬遷,原校地擴建成軍法監獄的轉折點。在考取軍法官資格後,曾桑輾轉於1970年自桃園調配至軍法處擔任書記官。或許是萌芽甚早的民主意志在心底堅定地紮下了根,抑或是本省人身份,使得曾桑的升遷幾度遭遇阻礙。然而,景美軍法處對曾桑始終照顧有加,儘管是書記官的職稱,卻仍領取軍法官的薪水。只是,一個人的行動往往深受其信念驅使,在反抗威權的意志下,曾桑於職務之便,決意將部分受難者的起訴書、判決書偷渡至景美軍法處圍牆外,交予朋友林順益,再轉交至魏廷朝手上。遺憾的是,1970年5月,魏廷朝終究被抓,因而牽連至曾桑身上。就這樣,曾桑從恍若昨日的審判者身份,轉移至叛亂份子的被告身份。一樣住在這座營房內,身份卻已不再是軍法學校的學子,取而代之的,是仁愛樓押房內的政治犯。
我們總以為,座落於城市中的監獄或許比綠島的監獄多了些開放性與可欲性。比如魏廷朝的兒子,魏新奇便提到:「媽媽總是一再提醒我,我們於每個週末至景美隔著玻璃對談的男性,才是父親。」對於魏新奇來說,父親是一個「複數」的概念。他可以是舅舅、阿公、叔叔,任何在親族內照顧他的男性長輩,讓他學習模仿的對象。景美看守所在魏新奇幼小的心裡,是爸爸居住的所在。如同囚禁於綠島的政治受難者的家人一般,對於親人的掛念,都在圍牆後的那端。隔著一面海與否的物理距離,無助於我們測量一個政治犯的孩子對父親的需求差異。無論綠島或是景美,親人囚禁於這兩地的受難家庭一併承載著相近的掛念與擔憂。
可是,對於那些世居於舊秀朗津渡一帶的住民呢?從日式營房到軍法學校,再到政治犯看守所。當日常生活領域中無預警的,消極的承接「監獄」闖入的同時,景美看守所對他們來說象徵何種意象?
國內知名擅用「人民書寫」傳遞意念的藝術家陳界仁,自小便住在景美看守所對面。

小時候我常常在監獄圍牆外一所中學的足球場嬉戲。當時「軍法局」對我來說就像「自然物」一般的存在,我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座監獄跟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更沒有想過裡面的「犯人」是為了什麼原因被關?

住民間本身即存有世代差異。出生於1960年的陳界仁,錯過了最為動盪的戰後初期(1945-1955)。在他呱呱落地前的10年間,共有8282人以叛亂罪名起訴、判刑。(註1)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景美看守所仍尚未啟用。可以想像,為了克服心中的恐懼,蔣介石代表的國民黨政權逮捕了多少他心中的威脅;更遑論判決書上加總起來的刑期是否超越「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
同一個時空之下,身處牢房的政治受難者便曾聽聞學子上課的鐘聲與操場上年輕孩子的打球嬉鬧聲。押房窗外,球場上的生命是正對未來躍躍欲試,而押房內的時針卻靜止的沈重。做為囚禁國民黨政權最為在意的這一群人的場所,景美看守所承載著國家最大的恐懼,也包裹著國民黨政權最大的秘密。當曾經對來台視察的美國官員強調「台灣沒有政治犯」的蔣介石緊握著他的政治權杖之時,世居秀朗橋一帶的住民與每日穿越橋面,奔波來往中和、新店、景美一帶的人民,誰會發現橋墩下躲藏著政治的禁忌?抑或是,好奇過,卻是否膽敢提起勇氣進一步追問?
住民的生活領域不僅止於外部環境的結構性改變,與此同時,住民組成間除了多了一群神秘的政治犯之外,亦遭兩個社區闖入:空軍眷村「大鵬一村」與隸屬情報局的「忠孝新村」。兩個眷村相鄰,社區河堤下便是景美溪。在景美看守所內,他們是國家暴力最直接的基層施行者;下了班在眷村內,你或許可以想像如王偉忠於賣座電視劇「光陰的故事」中描繪那飄著菜飯香,幾圈麻將聲,漆著紅門的比鄰家戶。那身份的多重性掩藏了眷村男人於工作場合的角色。隔著紗窗望著屋內飯桌上那一家和樂融融的畫面,我們該如何想像他在工作崗位上與受難者之間淺藏的對立關係。
蔣介石政權因著畏懼社會主義與統治企圖,透過各式國家威權措施與工業化間接地改變秀朗津渡一帶的生活步調、風貌。在提高經濟發展的同時,政治的企圖不曾被遺忘。然而,在這塊禁忌之地內,究竟包裹著什麼樣的生命姿態?

場景4:兩個中國,幾個台灣
身處殖民的現實困境中,想像逃脫束縛的選擇能有幾種?二次入獄的陳明忠選擇了紅色中國;歐陽文選擇了台灣主權,還有那些選擇白色中國的國民黨路線。回到1949年的歷史現場,國民黨在「兩個中國」的戰爭中輸了主要領土撤退來台,在台灣延續起另一個中國的生命。如果你是當年的有志之士,會如何看待象徵日本戰敗的「玉音」及其之後「陳儀」接連放送的台灣政局?
還清楚記得,「二二八」剛發生不久,族群間的拉扯逐漸緊繃。可是,這樣的想像仍舊過於單薄,這並不僅是本省與外省的問題。在台灣自身的被殖民歷史軌跡中,原住民的困境一直存在,無論誰坐上平地主政者的位子,都可能是一種希望或威脅,相互參半。在對中國的想像之下,如果對「白色中國」徹底失望,那麼「紅色中國」或許是另一條可欲的道路。就這麼地,一些讀書會默默的組織起來,位居深山較為偏遠的農村內,開始由知識份子帶領研讀國語及學習農耕技術,你或許因此曾聽過鹿窟的故事。農民或許不懂 Karl Marx的義憤填膺,但他心裡有個意念,這或許會帶來進步,給生活帶來穩定。這件事,無論是傳統農莊,或是貿易渡口的秀朗津渡都毫無相異,生活溫飽與穩定長久是對生活最基本的要求。紅色價值悄悄的在握筆的文人、持手術刀的醫師與捧著書本的學生間流竄。有人放膽加入組織,有人僅在知識上與社會主義初初見面。只是,對於蔣介石而言,白色中國以外的路線,都是一種威脅,不被允許的選擇。因為無法誠然信服於白色政權,1950年的反抗與血淚,多流自紅色中國運動者的靈魂。
不讓中國路線專美於前,「一個台灣」的想像於日治時代早有了一些眉目。曾經,蔣渭水等文協人士衝著日本殖民帝國高喊「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直到今天,這仍被部分研究者或是台獨支持者視為台獨路線的緣起。戰後,像是曾來回於綠島、泰源囚禁達23年的郭振純等曾經走訪過中國的年輕志士,對於台灣的主體性,逐步發展自身的一套論述。1950年代的政治風雲,早已不是紅白便能說清的論爭,在族群與政治路線的抉擇下,現今的政治版圖無法滿足我們瞭解60年前,那曾經意氣風發的老先生們的政治想像。
劊子手的速度終究僅是削弱了政治意識的萌芽速度,無力趕盡殺絕。1968年啟用的景美看守所內的硬漢,默默地繼承了鮮血與政治的信念。在灰色的牢房內,政治的論辯呈現出驚人的激烈與多樣色彩。在出獄後近40年的一場聚會席間,曾參與泰源事件的長輩談起牢獄內政治犯文鬥、武鬥的事蹟。「我們在裡面很忙的。」高齡80好幾的老前輩們生動地分析起政治犯在牢房間如何硬漢式持續著政治路線的辯論。甚至,就連台獨也有左、右之分。這樣的故事並不止於泰源或綠島,在同一個時空下的景美看守所亦然。這些政治思想者間的論述爭吵更因1977年中美斷交(白色中國與美國)越演越烈。在牆縫間傳遞紙條,緊貼著牆聆聽隔牆難友「耳語」的受難者間,一面批判高牆外的時局,一面在腦海中描繪著想像中的政治可能。

場景5: 死亡的槍響,顫抖的雙腳
你或許會想,如果都不知道何時可以出獄,那為何還要一直論爭時局?政治啟蒙甚早,年僅20歲便遭逮捕,曾於景美服刑2年、綠洲山莊7年的楊碧川或許會這麼回答:「不想,會瘋掉。」如果不動動腦袋,在那個24小時都開著微弱,不時「啪茲!」閃一下的日光燈下;沒有健全衛浴設備,必須仰賴用瓢塞住馬桶口當臉盆舀水擦身的惡劣環境內,如果不思考,不辯論,不書寫,如何維持生存的意願?然而,怵目驚心的並不僅於此。作為一個硬漢的最痛,便是面對國家暴力在你面前奪走難友的當下,無法挺身力抗,只能默默的送他離去。大聲唱首紀念歌,悲送志士的生命即將終結成烈士。
約至1968年至1979年間,在景美看守所接受審判之後,幾乎長達五年以上刑期的受難者便被集體移監遣送台東泰源,或於1972年後改送綠島的綠洲山莊。留在景美的,不是刑期過短,便是收到二條一的通知:唯一死刑。
行將就木的時候,你會想些什麼?那是一個很平凡的夜晚,高牆上鐵欄杆窗外的黑夜被欄杆割成一條一條的,夜裡,監獄管理人員軍靴的步伐聲喀噹喀噹的想起,一排牢房內的人影無一不豎起耳朵,冷汗直流,深怕步伐聲將止於眼前那扇門。步伐聲停了下來,接著是「哐噹!」的牢房門拴鎖頭被解開、抽起的聲音,國家暴力的基層代言人往內走進兩步,手拿著一疊手寫的紙。彷彿刻意讓同排的難友聽見一般,他高亢的朗誦著一個一個名字,5個兒子、爸爸、丈夫被點了出來。同一牢房內在名單之外的陳桑(化名),憋著一口氣無法呼出,他望著5個生命中的偶然相遇的志士,嚴肅的站起身子。陳桑緊張的一同站起,5人輪番上前與包含陳桑的其他難友一一握手:「保重」。即將赴難,準烈士們反過頭一一向活著的志士致意,喊話。陳桑眼前這悲涼的夜景,自1950年代的保安局至景美看守所,不斷重演。去年秋日,重返景美現場,同一個牢房門前,高齡70好幾的陳桑泣不成聲的嗚噎著「想起那晚,好痛阿…」。我望著眼前因嚎啕大哭無法言語的陳桑,暗自揣想,行將就木的志士們,你在想些什麼?而在雷雨交加那晚過世的蔣介石,腦海最後浮出的又是什麼?你是否一如那些死在你槍桿下的魂魄一般,那麼的沈穩,堅定又滿是哀痛。
原住民受難者葉榮光受訪時,回憶起往事仍會雙腳發抖。(攝影/蕭伶伃)
同樣的不捨與恐懼在另一個生命中,也留下擦抹不去的陰影。1968年,身為國小教師的泰雅族人葉榮光被國家自教育崗位上連根拔起,囚禁於景美看守所。那是一個炎熱的週末午後,我與葉榮光前輩,導演H一同前往當年曾囚禁葉榮光的牢房。為避免受難者成群結黨,獄方總是每過一段時日調動受難者至不同的牢房。甚至,在審判前,「同案不同房」是必定的指導原則。葉長輩卻對等待審判的那個牢房印象深刻。他指著牢房內的環境,仔細描繪等待判刑前的過程。當第一次獲得判決時,葉長輩一群人憤怒不已。為何好端端的捧著教職飯碗卻被冠上叛亂匪諜的罪名?一行人忿忿不平著,同房不同案的難友卻謹慎告誡葉長輩:如果申請上訴,或許會惹毛老蔣或軍法官,搞不好判得更重。葉長輩只好認命,承受往後幾年的囚禁生涯。
只是,當攝影機架起,H打算請葉長輩重述剛剛那段往事時,葉長輩突然望向我,小聲的說:「小姐,對不起,我害怕到雙腳發抖。不好意思,這是之後又第一次回來,恐懼都回來了。真的好對不起。」H與我馬上上前安撫葉長輩,在他情緒較為穩定之後,攝影機的紅燈才開始亮起。
開放參觀的昔日押房,走道間設置了「緊急出口」逃生指示,充滿諷刺。(攝影/蕭伶伃)
該致歉的是誰?是葉長輩嗎?是昔日的國民黨政權?還是同處一個生活領域內,卻對他們一無所知的秀朗居民?又或是,整體台灣社會?受難者自有形的牢獄步出之後,卻在我們共有的社會裡遭遇更大的,由冷漠、敵意與恐懼豎起的無形監牢包覆。或許,至今我們對此敵意與冷漠的根源仍難說個明白,只是,葉長輩的顫抖並非孤掌。他的顫抖是恐怖政治下協奏曲的一段,由恐懼、理念與血汗共鳴。此刻,我們仿若罹患了 A. B. De Brito口中的「社會失憶症」(social amnesia),在還未確切瞭解發生什麼事,或串起意義裡依稀模糊的片段之時,便斷然遺忘。有人說,這是樂觀的向前眺望;我好奇的是,你所欲的前方是何處?是走在歷史石塊堆砌的道路之上嗎,還是漫步在虛妄的幻想之中?

場景6:暴力的收斂:陽傘下的嬌小身影
謝聰敏的妹妹謝秀美敘述當年如何營救哥哥的故事。(攝影/詹亞訓)
1971年,甫因「1964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案」坐牢10年出獄的謝聰敏,再度因「花旗爆炸案」遭到逮捕。遭誣陷設計的謝聰敏,氣急敗壞地拿了一張空白的自白書,於最後簽上名字,對調查員說:「把你們還有什麼沒破,或是破不了的案子全放進來!(註2)時於西門一帶擔任國小教師的妹妹謝秀美不肯放棄救援哥哥。在二哥謝聰敏於景美看守所期間,每週固定前往探視二哥。她總是從園區左後側的側面進入,打著一把小傘,無論晴雨。沿著花圃慢慢的走,像是在觀賞什麼風景似的,花圃後與其並列的便是仁愛樓牢房。謝秀美小心翼翼的將寫好的大字條黏在包包內側。只要一打開,便會讀到:「謝,好嗎?」等字眼。謝秀美總是在經過牢房外牆時,小心翼翼的等待牢房內可能的回應。直至走到劉辰旦的牢房時,躲在傘下張望的謝秀美偶然看見劉託付找人的大字條。自此,謝秀美每每自看守所大門(今左後側門)走至會客時前的仁愛樓路途上,總是走得特別緩慢,期待能夠獲得有關總是無法見到面的二哥與協助帶消息到外頭去。這位生活單純的國小女教師心裡執念的,無非是換取哥哥與那麼多志士們的自由。
因為謝秀美的勇敢、曾勝賢的「叛變」或魏廷朝的熱心,通過海外僑胞、記者的通力合作,「台灣沒有政治犯」的神話隨著蔣介石的去世徹底瓦解。在那段心急如焚的日子裡,秀朗橋上一如往常每日被來往橋面兩端的機車汽車惹得烏煙瘴氣。不再是傳統農業稻田、渡口的恬適風光,取而代之的是塵土飛揚的工業化。當你我的父母或是你自身正為了生計忙進忙出的時候,有那麼一群人,極力救援兒時的陳界仁家對門,與你我同住台北城內或台灣島上,被國家最大秘密緊捏著內的軀體與靈魂。這也是秀朗橋附近的生活,只是你未曾耳聞、看見。

場景7:遺失的句點
比1950年代的受難者幸運一些,1970年代晚期的政治犯逐漸受到國際的關注。得以獲得更多的資源,援救自身與難友。透過特殊的「外役」勞動,葉榮光努力把洗衣服賺來的工資寄給他歉疚一生的妻兒;陳中統趁在醫務室服務之便或同是受難伙伴的蔡財源的竭力相助,尋求各式管道,竭力送出受難名單。然而,在歷史脈絡下的政治選擇間,其圖像仍舊模糊一片;在牢房內生活實景的描繪,我們似乎還未拼整完那些散落的片段;在恐懼的散播與集體失憶的追溯,仍僅僅只是起步。在眷村家庭飯桌上的慈愛父親,很可能是國家暴力代理施行者的一員;在牢房內那社會最不願面對的一群志士,是魏新奇每週面會一次的爸爸,謝秀美極力捍衛的二哥。在這些細瑣的老相片裡,你可能聽見了不曾聽聞的故事,或是從你腦海深處喚起的老曲調。可惜的是,在這散落一地的逗點裡,我們卻總找不到那顆小小的,中空的句點。
園區高牆的飛鴿意象。(攝影/蕭伶伃)
做為一個長期關注「受難者家屬」的研究者,總是不斷被社會的空間感與時序提醒著。從日治時代秀朗津渡旁的營房演變至戰後秀朗橋下的軍法學校,直至軍法處景美看守所;最後最後,在我第一次踏進這個地方時,它是台灣人權景美園區。然而,曲折還沒結束,2010年12月10日於此地主持世界人權日活動時,它又易名為「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在無從瞭解抹去歷史字眼,補上文化一詞差異何在的此刻,我嘗試從景美看守所外圍的環境做為故事的源頭。當空間在時序上不斷演變的同時,監獄的界限也因著國家暴力技藝的精緻化與國際救援壓力的相互角力下,逐步高聳又瓦解。
一座與世隔絕的監獄應被置放於一地的歷史脈絡下理解。認識腳下那片流轉於農田、工業城自地產淺力股的秀朗津渡,如何承載著當地人民的經濟社會生活軌跡,卻也緊繫著國民黨政權的統治思維。試想,如果景美看守所置放於大安區會是怎樣的風景?它所經歷、見證的歷史風景是否又會有所不同?從政治敘事的多樣紛雜至景美園區的意義。我期待看完這篇文章的你,在進入園區的路上,便留心一路上的風景與人物。讓自己的思緒奔馳一番:如果在50年前經過此地,又是何種歷史畫面?在園區的展覽與實景,又帶給你何種想像的可能。政治史上,它的高壓倒映出著蔣介石之於社會主義共產黨最大的恐懼;另一面,蔣領軍的政治迫害亦根植於受難者心中,成為一生無法擺脫的侵擾。這一路,園區內外,承載著統治者與被害者最深的恐懼。而在這巨大的恐懼背後,又隱藏了多少逗點,多少生命姿態。
或許,藉由這樣的小心謹慎,在不那麼遙遠的某天,我們能有幸在由黑暗與理念串起6939個定醒晨昏中翻找到,那顆小小的,被一條黑線繞一圈的,恐懼的句點。

附帶解說:
本文中引用的受難者言語除為個人談話筆記之外,部分為協力參與景美訪談計畫或本次展覽內容。如欲引用或更進一步了解,請與本文作者聯絡,謝謝。

註:

  1. 此資料擷自人權之路編輯小組(2008)人權之路-台灣民主人權回顧,頁70。台北: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
  2. 本影音請見2010.12.0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開始的展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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